出自宋朝张方平的《食货论上 其三 税赋》
分民之要，平土为大。
故古者井田之制，必先立步亩，以正经界。
夫受私田百亩，公田十亩，是谓什一之法。
夏氏五十而贡，商人七十而助，周百亩而彻，皆什一也。
故《春秋传》曰：「什一者，天下之中正者也」。
其山林、薮泽、原陵、淳卤之地，准肥硗以为差，随厚薄而收入。
是以《春秋》讥宣公初税亩，谓履亩而税，择其善者取之，故君子恶公，以为于民已悉矣。
自庐井之坏，而王制大乱，民生失平，税赋之法不齐矣。
汉初，接秦之暴，务安残氓，约用省禁，益薄田租，至文、景之际，乃或三十而收一，时更尽除勿收，可谓宽约矣。
于时网疏而民富，百姓安乐，知重礼义，天下之刑狱几措焉。
夫厚敛则民困，困则奸盗起而刑辟重；
轻赋则民足，足则礼义兴而刑罚简。
刑辟重，则民愁怨而思乱；
礼义兴，则民安乐而思治。
思乱者，视其君如仇雠，虽箕、微之仁，不能使之安而久；
思治者，爱其君如父母，虽蚩尤之孽，不能使之动而危。
盖厚敛起乎荒汰，薄赋由乎节用。
秦自暴政之并天下，侈心无极，恢大封域，北拓胡地，南开越境。
于是发闾左之戍，扫天下之命，飞刍挽粟，万里转馈，暴骸露骨，积于边荒。
内兴功事，穷极力役，创阿房之宫，备六国之制，胡亥发徒百万，以营骊山，及山东兵兴，聚师待饷。
此所以收大半之赋而不足也。
汉初定天下，生人困瘁，量吏禄，度官用，以赋于民。
孝文躬修俭节，仁爱清静，宫室苑囿、车马服御无所增饰，有不便，辄弛以利民；
身衣弋绨，后宫亲幸衣不曳地，帷帐无文绣；
惜百金之费，罢露台而不为；
匈奴背约犯塞，令守边备，不发兵深入，无动劳百姓；
治陵因山，不增高，器用瓦物，不藏金银。
又亲行耕籍之礼，以劝农事，务广储蓄，以备灾沴。
此所以三十而税一，或尽除勿收，而国用足也。
自汉叔世，吴、魏三分，司马氏之南渡，中原剖裂，外备疆事百役之费，内则间以昏僻骄淫之主急征横敛，科调杂出。
是故汉有虐政而作田亩之赋，齐有淫政而重床调之租，隋有乱政则有先期逆征之暴，唐有弊政则有青苗地头之税。
旧弊不革，新名日生，侵刻疲人，自取孤弱。
是何异割肌肤而滋口腹，事枝叶而剔根心？
反裘负薪，徒有惜毛之意；
毙人以梃，不知罪岁之非。
剥敛之名，可谓穷矣。
国家接衰唐之颓纲，经五代之乱轨，平四方之僭闰，立一王之法式，其横出之算，无名之征，革其弊者多焉。
比在先朝，定民田之租，考地之肥瘠，制赋之重轻，裁使平均，本于宽约，利人奉国，诚为中典。
夫古之田制，有赋有税，税以待郊社百神宗庙之祀，天子奉养百官禄食之给；
赋以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，充实府库赐予之用。
今夫车马甲兵之资，士徒之众，皆县官素具，不复籍于民。
大率中田亩收一石，输官一斗，畿甸之外，岁供两税，无他课调。
则是今制赋之法，抑已简而有经矣。
至如山原之地，或入稻粳之物；
陂泽之乡，或有缣绨之税。
舍其所有，责其所无，农人供之，其费自倍。
有者半价而卖，亡者倍称而取，使乘利估贩者得操其奇赢，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重困也。
诚依古制，均定壤赋，随地所产，因民所工，省其杂名，专为谷帛，除折准之令，去钱刀之目。
如此，则国之经入如故，民之输出有常，利归于诚农，权夺于富人，上之德泽加于百姓，民之颂声兴于天下，可以制梃而鞭挞历世之暴君污吏矣。
